当前全球贸易发生的结构性调整已对中国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22年8月份以来，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从10月份开始，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进入负增长。当前中国出口下行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因为这将从中长期的角度对中国外贸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性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一是受高通胀和货币紧缩影响，欧美经济开始放缓。由于对美、欧出口仍占中国总出口的30%以上，其需求放缓将对中国出口造成较大拖累。二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和供给缓慢修复，大宗商品价格将在波动中下行，导致出口下降。世界银行预计，能源价格将在2023年出现11%的回调，有色金属、农产品价格中枢下移，这将带动生产购进价格涨幅降低，进而带动产品出口价格降低，价格对出口名义增速的支撑将减弱。

　　然而，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贸易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才是影响中国出口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是中长期的。从发展态势来看，新冠病毒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人类共存，这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经贸格局的重大改变。这些改变，将从多方面影响我国未来的贸易走向。

　　改变之一：全球贸易增速可能有所放缓。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使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疫情结束之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能承受疫后衍生性风险的冲击，这也使得未来全球经济在经历暂时性复苏后可能陷入更长期的增长低迷甚至衰退周期，全球贸易增长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当全球的贸易长期趋势走向放缓的时候，我们的商品贸易可能会受到正面的冲击。这是未来10年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在全球贸易长周期趋势继续放缓的情况下，增大在全球贸易当中的地位，或者至少做到地位不下降，难度非常大。

　　改变之二：全球供应链将会重构。疫情冲击了全球的供应链，迫使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开始反思当前追求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确保供应链安全上升为国家重大系统性风险加以应对，平衡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特别是在医药卫生、粮食安全、重要能源资源、先进技术、高端制造等与国家安全和发展潜力高度相关的敏感领域，更容易发生主观断裂或“脱钩”的情况。2014年以来，全球价值链贸易，尤其是复杂价值链的贸易增长速度急剧放缓，传统贸易形式再次兴起。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建立供应链时不再将成本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将从成本导向转向成本与风险并举导向。而在供应链布局上，则从全球布局转向区域布局。区域化的生产将导致无数区域性供应链中心的形成。全球生产链将向更小、更地区化的供应链发展。向以产业链安全和自主可控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布局转变，将导致多个平行体系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形成，这对当今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产业复杂度高、供应链较长、依赖全球物流网络的我国出口行业带来深远影响，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改变之三：区域贸易一体化将会增加。疫情暴发后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凸显了地缘政治博弈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尽管疫情全球蔓延使得各国之间利益攸关，但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仍是各国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后疫情时代，大国博弈、贸易保护主义将使经贸问题进一步泛政治化，不同国家主导建立的区域贸易协定，将成为新趋势。2018年以来，美日欧主导的cptpp、epa、usmca等超大规模、跨区域的自贸区协定相继生效，并呈现出高标准、全方位、广覆盖以及强排他性的特征。2020年11月rcep协定签署，涵盖东亚、东盟等15个区域成员国，协定生效后将实现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零关税，逐步实现区域贸易一体化。区域贸易一体化增加将导致疫情后的全球市场成为“稀缺资源”，多边贸易体制将面临更大挑战。

　　改变之四：潜在贸易冲突将呈现多元化。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主导的世界供应链重构，基本框架已经清晰：以美国为主导，美欧日为主体，以“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欧自贸协定为两翼，在全球范围内重组世界贸易格局，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世界制造业分工和供应链。未来中国面临的贸易压力将会大大提高。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面对全球贸易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我们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新发展格局为基础，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循环进程之中，以开放的经济循环体系，携手世界共创和平与繁荣。

　　第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塑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以及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方面，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实现我国与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第三，更加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战略，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积极推动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新发展格局重塑中国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