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疫情、俄乌冲突的冲击影响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供应链的安全稳定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复苏的重要阻滞风险。在全球跨国公司纷纷考虑重新布局其供应链的当下，疫情、俄乌冲突使得全球政治、经济、供应链上的不确定性上升。各国频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防疫措施，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劳工成本高企、运费上涨、物流中断等问题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我国今年以来受新冠变异毒株影响，各地疫情此起彼伏，扰乱了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俄乌冲突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供应链出现危机，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欧美国家面临经济刺激和降低通胀的两难境地，世界经济陷入“滞涨”的潜在风险中，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为此，我们试图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原因及其影响，进而提出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一、外部冲击与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

　　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消费升级的演进趋势下，国际分工细化深化、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特别是中美博弈、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调整重塑加快，区域化、本土化、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增强。各国与各地区在当下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之争的过程中，认识到产业链安全可靠、自主可控、摆脱过度依赖的重要性，积极从以往生产链条高度集中、地区跨度较大、单一的全球布局向分散集中化、局部区域化、多元的区域性布局转变。

　　逆全球化趋势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相伴而行，也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构成了较大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地区和国家间的贸易保护和纠纷从未停止，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全球化进入区域性集聚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特定区域内的产业空间集聚。根据笔者对贸易限制指数的测算(倪红福等，202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2年后，欧盟、日本、韩国、美国等经济体的贸易保护程度上升，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欧盟、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贸易限制指数(TRI)分别从2012年4.11、4.43、35.31、4.74上升到2015年的4.90、4.70、41.39、5.18。此外，倪红福(2020)表明贸易限制指数阻碍了全球价值链贸易。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反向衡量指标，贸易限制指数降低出口中国内(外)增加值(DVA，FVA)。[1]

　　　　　　　　　　　　　　　　　图1 2001―2014年各年DVA平均值与TRI

　　　　　　　　　　　　　　　　　图2 2001―2014年各年FVA平均值与TRI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逐渐反思“去工业化”给经济带来的风险，积极推进“制造业回流”，改变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鉴于制造业空心化，本国经济容易受到突发冲击不利影响以及其他国家的牵制，经济缺乏韧性。为此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制定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为本国建厂的制造业企业提供补贴、税收优惠等。美国、日本政府提出愿意支付搬家费用，帮助中国的本国公司考虑撤离中国。2022年Reshoring Initiative的报告显示，企业今年预估将把近35万份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国内，远高于去年的26.5万份。2022年已有多达数十家美国企业宣布在美兴建厂房或投资新的制造项目。例如，总部位于爱达荷州的美光科技，就宣布斥资400亿美元扩建现有总部，并将投资于内存芯片制造领域。锂电池回收商Ascend Elements也表示，其将在肯塔基州投资10亿美元建造一座锂离子电池材料厂。韩国SK集团近期表示，将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投资220亿美元建设新的包装设施、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和氢气生产设施。

　　2018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不断升级关税政策，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有所升级。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2018年9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25%。由于这一措施提高了与中国有关的中间产品关税，加上全球价值链的累积放大效应，严重损害了美国产业下游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本质上是全球在进行贸易战，这进一步会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随着贸易摩擦的升级，2019年和2020年世界商品出口金额增长率分别为-2.77%和-7.15%(见图 2 )，说明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受到了负面影响。

　　新型多边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重构，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美墨加三国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表 1 列出了不同区域间的区域协定数量。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最多，共有42个，这是因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拥有众多的贸易导向型经济体，如日本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以及东南亚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然而，北美洲只有一个区域内的贸易协定，而北美洲与南美有28个。作为最早开始区域一体化的欧洲，目前有31项区域内协定。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一项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的印太经济框架，首批13个参与方包括美国和日本，但不包括中国。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推出来的，是希望印太经济框架跟其他各方面的机制一起，来共同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也许会推动一些制造业环节进一步从中国外移。总之，国际贸易将会倾向于在这些多边、双边贸易协定内的国家发展，全球价值链在此推动下会发生转移、重构，形成区域性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

　　　　　　　　　　　　　　　　　　表1 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协定数量[2]

　　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让全球经济主体确认了全球化生产的风险性和安全性问题，促使各国经济政策的转向，加剧全球价值链重构。如果少数位于全球价值链中心位置的国家的生产停止，或是停止关键部件的提供，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的损害。当今全球价值链错综复杂，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因素较多，导致疫情的冲击被放大。全球价值链贸易需要人口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与疫情防控形成矛盾。在疫情等特殊冲击之下，经济体将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经济体的生产恢复需要与国外进行货物贸易，同时需要人口的自由流动，但另一方面，疫情防控需要一定的隔离措施，将阻碍跨国贸易的进行。生产、贸易和疫情防控之间存在矛盾，对全球范围的疫情缓和与经济复苏形成阻碍。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7月底通过的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对全球价值链的活动造成了较大冲击。石油、煤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相关行业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持续波动，不断加大中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地缘政治冲突扰动外部需求市场，导致制造业外部需求面临不确定性。2022年7月28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法案总规模约2800亿美元，该法案是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最大干预，以维系美国在高端前沿科技领域的优势。措施包括对在美国建厂的半导体企业实施补贴、为资本支出提供税收减免等，以牢牢掌控芯片这一全球价值链的顶端产业。当然，法案中也包含了大量地缘政治色彩的条款，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芯片的限制范围。禁止受到美国补贴的半导体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和生产比28纳米更先进的芯片，不要向中国供应用于14纳米及以下芯片制造的设备等。

　　虽然各种外部冲击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但是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因素仍然是技术发展和市场主体的优化行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和生活中的经济活动融为一体。数字经济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产生的，将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广泛的影响。首先，数字技术能够创造新的货物和服务，如电子书、在线教育、网上银行服务等，这些已经深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融合。其次，科技技术可以降低新制度学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贸易。例如，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搜寻信息，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手段分析消费者的行为，研发出更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为公司制定产品战略提供信息，降低了研发的搜寻成本。政府机构的数字化也可能有助于简化和加快货物和服务的流通速度。部分国家的政府正寻求使用区块链技术，以提高边境管理、国际货物流通以及共享数据的效率[3]。另外，互联网技术可以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带动传统行业、夕阳行业的发展。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工业机器人、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的技术手段，公司可以实现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实施信息化转型，延长企业的寿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市场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基于商业利益，一方面在全球布局生产，促使全球分工，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各种风险，分散集中生产风险。考虑到当前不利冲击，跨国公司将日益重视就近生产和布局以控制产业链过长风险。跨国公司将会选择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者临近国家边界线上进行生产，区域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未来，用于生产所需的中间品贸易主要在区域内进行，全球产业链将会朝着区域化、次区域化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将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焦。由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产业互补性较强，北美供应链区域化将会愈发明显。而东盟、中日韩等次区域化也将替代全球化成为新的产业链发展趋势。然而，全球价值深入发展是不可逆，全球产业链重构不会停止，中国的产业外移更多是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行为，黄河长江水不会倒流，全球生产链分工就进一步深化。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

　　短期来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有一定冲击，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短期不会受到本质性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为全面完整的国家、具有成本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使得将工厂建在中国仍能够享受到产业链完整带来的效率红利，短期内产业大范围迁出的可能性很低。另外，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最终消费需求市场和新兴经济体中的最大消费市场，庞大和广阔的最终需求足以支撑起大规模的生产。且海外生产能力尚不足以承接中国如此大的产业链规模，即使逆全球化趋势相对加速，但比较优势改变有限，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较为漫长。

　　中长期来看，低端制造业迁出、国外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将会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造成冲击。低端制造业迁出，是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纵观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伴随其中的便是低端产业的外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从中长期看，我国低端行业的外迁有利于出口企业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生产活动，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从研发投入来看，我国与美韩日德等领先经济体对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2020年我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0%，而美韩日德同期分别为3.45%、4.81%、3.26%、3.14%。另外，我国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主动的产业迁出使得我国的产业分布更加合理。除了发达经济体所属公司将劳动密集型行业迁出中国外，中国自身企业也有动力将自身的低端制造业迁出本国。我国在东盟等“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制造业投资，主动迁出为我国企业积累了更多的利润，有利于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活动，进一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逆全球化趋势、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因素虽然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但是也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会。国外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将倒逼我国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补充关键的短板领域。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过程中，智能制造、机器人等技术效率已经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这对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倒逼我国加强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以维护制造业的优势地位，我国需要不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弥补制造业回流带来的损失。

　　三、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供应链之间紧密相连的分工协作秩序遭到破坏，旧有的生产活动全球化分工模式虽然减少了劳动和运营成本、刺激了科技创新与竞争，但在疫情叠加俄乌冲突的冲击下暴露出网络化、多阶段特征的脆弱性，触发连锁反应加剧了全行业的断供停产。因此，无论是应对短期危机还是长期健康发展，中国都必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实现供应链固链、强链、稳链是应对危机挑战必须树立的底线思维，是经济畅通运行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第一，我国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迁移的过程中要避免走上国外“去工业化”的老路。从中长期看，我国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概率较大，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部分重点行业在国家安全和国民健康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防止我国走上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空心化的老路。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推进消费升级，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留住国内相关的高端制造业，其次，要重视优质产业链的培育，注意把控好产业链外迁的限度，注重向内迁移与向外迁移并重，传统行业转型和新兴行业突破并重，让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而非绊脚石，在维护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全面性的基础上促进产业往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第二，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以产业升级迎接全球价值链重构。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我国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发展长板，针对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解决部分“卡脖子”问题；在产业的优势领域继续深入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握住产业基础工程，发展工业四基，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要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强化发展共性技术，深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就是要面向中高端环节进行科技攻关，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支持主要产业集群和中心城市进一步强化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创新能力的水平，加快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第三，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积极培育国内产业链，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被迫调整，疫情进一步加速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全球价值链呈缩短趋势，而区域价值链则在加强。中国也应顺应这一趋势，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形成区域价值链。积极培育本土企业成为价值链的“链主”，成为国内产业转移的组织者和治理者。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梗阻，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消除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的瓶颈制约。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将不断提升各地区各行业的内在统一性、互补性、关联性和协调性，进而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循环和产业关联畅通，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商业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向高速、高效和智能化趋势发展，能源技术向低碳化、分布式和智能化持续转变，交通技术向超高速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共享化持续变革，数字化转型渗透到制造与服务的价值链各个环节，加速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流向和格局。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以数字化为主导、以智能化为指向、以绿色化为引领、以融合化为趋向，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连接优势，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在制造领域广泛应用，通过对制造业全产业链的改造。围绕智能、绿色等产业升级方向，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机制，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信息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全方位融合性变革，改变了以往独立创新的特征，呈现出技术创新相互融合、交互促进的新局面。

　　第五，短期内出台政策减轻疫情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封控地区企业停工、减产、停产的情况，且影响到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因道路管控与防疫检测，交通运输效率下降；产业链与供应链双双受阻。汽车行业尤为典型，一方面汽车产业产业链协同要求高、上下游联系紧密，另一方面汽车产业重镇吉林、辽宁与上海疫情形势严峻，以上地区的多个汽车生产厂商，如特斯拉、一汽、宝马等，均采取短暂停工停产措施。为应对疫情多发对企业生产带来的挑战，多部门应协同发力，畅通物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如保障物流畅通，改善物流从业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凭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实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建立汽车、集成电路、装备制造、农用物资、食品、医药等重点产业链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