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又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每到春节前后，随着打工潮的风标移动，波及建筑业的总是到处在喊人工缺口。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每年的“民工荒”之风总率先在此刮起；西部地区随着国家投资力度加大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现在也加入“荒”的阵营；令人吃惊的是中部地区诸如江西、安徽等历来是劳务输出大省，今年亦一改旧貌，有关部门到交通枢纽要害之地劝阻当地农民工返回家乡支援建设。劳务大省的奇招一出，更使今年建筑业“民工荒”雪上加霜。素以劳动力充裕而自豪的中国真的成为劳动力缺乏国？以农民工在现场唱主角戏的中国建筑业将如何直面现实？规范建筑企业的用工我们又应该从何起步？

　　可以说，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今建筑企业和施工现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且在施工现场从事最劳累的操作，95%是农民工。他们是中国建筑业的主角和攻坚力量，军心不可动摇。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工程建设的工作量，再将一幢幢大楼矗立并创造微薄的利润，农民工功不可抹。然而，再靓丽的风景线也有不和谐之音，似乎每年我们都在演习“三步曲”：年初因“民工荒”而不惜加薪招工，农民工成为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年中，各类专项检查发现现场违规操作，处罚一起起安全质量事故，上岗技能不合格的农民工不说是罪祸魁首但也难逃干系；岁末，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围剿拖欠农民工工资违规行为，整个社会又全面打响保和谐之战。也可以说，构成中国建筑业活动的三大要素的人、机、物，人的管理是目前最令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和建筑企业也包括农民工本身头痛的大事。无须讳言，中国还是人口大国，其劳动力资源在当今世界仍首屈一指。形成“民工荒”的原因，权威专家指出，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基本建设的一再加码，包括中部、西部地区的崛起，使得原先是劳务输出大省现在也成为用人大户，缺口自然扩大。二是“工源”断流或者是分流。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的主流基本只具备初等文化水平，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岗位。随着国家义务教育推广，现在的农民工主流基本具备中等文化水平，可以从事制造业或者其他知识操作型岗位，又苦又累报酬又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自然遭到“白眼”轻视。三是生活指数的抬头。目前在东部城市的打工收入与留在当地耕耘的报酬相差无几，自然“老婆孩子热炕头”更吸引人，何必每年要照顾家庭而春节前后数次大迁徙？专家的分析是从整个社会活动现象得出的结论，导致建筑业的“民工荒”也包括这三种因素，但还有其他特殊的原因。
　　首先，中国建筑业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尽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科技的投入和装备的改善，但在施工现场，体力劳动仍占据了相当部分的工作量，具体操作并决定建筑产品命运是只需要一定文化但体格强壮的劳务工人，其特征是量大面广，劳动技能胜于知识技能。与此同时，中国建筑业还属于劳动服务加工型产业，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也就是造价根本无法自己说了算，能产生微薄利润甚至养活自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而不可能与一些能创造巨大利润的制造业或者高科技企业拼搏——高价招人，即使高价招来的人才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不适应施工现场的强体力劳动。因而，对建筑企业而言，劳动力的价格越低廉亏本的风险就越小，这就为“包工头”四处招揽没有经过基本培训的低价民工提供到施工现场开了绿灯。近年来，围剿“包工头”行动一年胜过一年，何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在于“包工头”手上有廉价的四处游散的劳动力，而施工现场又需要廉价的劳动者，双方形成市场和供求关系。以上海为例，上海2010年重大工程建设投资完成超过1000亿元，吸引在沪的建筑业农民工超过70万人，其中相当部分的农民工是由“包工头”通过瞒天过海组织上岗的。上海的农民工管理部门曾坦言，目前上海的建筑业农民工资源是掌握在一些神通广大的“包工头”手上。同样，河北和天津也是用工大省，前者年需求380万人，后者年需求近百万人，其真正通过劳务分包市场中介而上岗的，应该是凤毛麟角。其他一线、二线城市的建筑业劳务用工现象基本如此，这就给施工现场留下无穷的隐患和无止境的劳动合同纠纷，也难怪中国建筑业每年要跳“三步曲”。

　　其次，中国建筑业的队伍结构和市场门槛设置与现实相悖。早在世纪之交，当时的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经过反复酝酿、修改和征求意见等，终于推出建筑施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方案：组建一批少而精的特级资质总承包企业，发展一批专业承包企业，培育量大面广的劳务分包企业。平心而论，这样的企业和队伍结构应该是中国建筑业的努力方向。然而，犹如“橘南枳北”一样，理想的果实需要适宜的土壤去培育，否则就变味！目前，“塔尖”是建立起来了，全国每个省都有一批“特”字头总承包企业，而以苏浙两省为最，均超过50家。“塔腰”也丰满了，各省市的专业承包企业多如牛毛，几乎有资质等级、注册的都是专业承包。而“塔基”却松散或者说尚未成型。能够为“塔尖”和“塔腰”提供量大面广的劳务队伍却难以与中国建筑业所面临的使命和任务相匹配，这与我们的政策导向有关。若干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片面地强调做大做强，近百个农民工外出打工数年积累了原始资本和施工经验，扔掉老本行马上组建施工企业，而成立一家低资质的施工企业本不需要过多的资金、设备和科技含量，把守资质门槛的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又一味地支持扶助。因而在施工现场的劳务工人绝大多数是新面孔，新的变成熟，成熟的自己开公司，宛如“滚雪球”似的，中间的“塔腰”越滚越大，底下的“塔基”越滚越松散，始终未能夯实。与此同时，成熟的专业承包公司又不断扩大“业绩”，不断增项，从劳务工人到专业分包再到总承包……中国的相当部分建筑企业就是这样“做大做强”发展起来的。由于“工源”有限，专业承包和总承包又无法限制，此消彼涨，每到年关以至春节前后，爆发“民工荒”势成必然，而且越演越烈。

　　第三，与制造业或者其他服务加工业企业截然相反，中国建筑业的特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产品是固定的，“车间”是流动的。一些农民工经过一年努力打工，基本熟悉“车间”(即打工城市)后，第二年马上又要熟悉新的“车间”……“工源”是流动的，“车间”又是变换的，因而建筑业要想寻觅固定的合格的长久的劳动者，自然要比其他行业困难。
    “民工荒”带给建筑业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从经济角度讲，“民工荒”蔓延势必要抬高工价和成本，这给本来微薄利润的产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从管理角度讲，大量上岗的新农民工自身安全防护缺乏，势必给施工现场带来各种隐患；从社会和谐讲，从“包工头”手中直接接盘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务工者，无疑埋下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引发劳动合同纠纷乃至群防事件。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业内权威专家一针见血指出：首先，用人单位必须规范用工行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其次，大型建筑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稳固地劳务基地，做好“蓄水池”工作，自己的工程用自己的“兵”得心应手。第三，政府管理部门加设“门槛”，建立规范的劳务或者分包有形市场，共同围剿“包工头”以及游兵散勇。第四，劳务输出地方及企业定准位，做专未必不能发财，做强需要承担风险。而目前中国的基本建设市场需要大量有特色的合格的优胜的专业分包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