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为新闻业态变革提供了条件，数字生态下的新闻生产与实践模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数字新闻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数字新闻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范式，也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根植于我国数字新闻的丰富实践，深入研究一系列学科前沿问题，并将经验凝练为新闻学新的理论范式，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实践发生革命性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界关于数字新闻学的讨论日益深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表示，早期互联网的门户网站、网络论坛、即时通信和搜索引擎等功能与传统新闻业相融合，使得当前数字平台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包含曾经界限分明的各类功能，进而形成了具有杂糅性和异质性的信息环境。这种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是，一些新元素加入传统新闻编辑室中，由此带来的话语权力关系改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于传统新闻业“采写编评播”实践路径的理解。技术要素可能在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会带来诸如“信息茧房”和计算宣传等一系列新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首要是一种信息形式，数字新闻首要是一种信息关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常江告诉记者，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新闻的生产、流通还是消费，都是在一种网络化结构中完成的。新闻的角色不再只是“告知”，而是较以往有着更强烈的建立情感连接、塑造情感社群的诉求。当下，数字新闻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在未来的新闻生态下，我们看到的是总体的媒介环境与包括机构、人和技术在内的一切新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塑造着不同的与新闻相关的行为逻辑。随着数字新闻学的发展，学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新闻认识论，而不是简单地提升和优化原有的理论。

　数字新闻是数字条件下的新闻实践，数字化技术“填平”了信息传播的介质鸿沟。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辰瑶看来，数字媒体的根本变化在于它不是一种新媒体的叠加，而是对一切传播符号进行“数字化”处理后，让一切媒介“杂糅”起来了。数字新闻已经“溢出”了传统新闻业、传统新闻媒体的范畴。要宽泛地理解“数字新闻”，理解溢出传统新闻媒体之后那些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的新现象或新问题，如“个人化新闻”“算法机制与新闻生产”“新闻报道与新闻聚合”，以及那些在大众媒体时代似乎已经弄明白但现在又被“重新问题化”的老问题，如重新理解“新闻真实”问题，甚至重新理解“什么是新闻”。

　建立具有解释力的数字新闻伦理规范

　在数字化时代，以往新闻学概念体系的解释力日渐弱化，建立有别于传统新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的需求日趋迫切。

　数字新闻不是传统新闻学的延续，而是新闻学学科的范式升级。在常江看来，数字新闻的意义与20世纪70年代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同等重要，也就是说，今天的新闻学研究应当努力跳出原有的理论舒适圈，进行更加大胆的创新。在数字时代，新闻的专业化或职业化程度被不断削弱，新闻在理论上正在成为一种一般性的信息经验，与人的日常生活融合程度远远超过以前。这意味着新闻学体系的发展要更加鲜明地指向对人的行为逻辑和生活经验的解释，新闻学需要不断将自身转化为一套解释性的知识体系。

　数字新闻学和传统新闻学在理念上不应被割裂开来。史安斌表示，数字新闻学研究在理论层面首先要回应在当前杂糅媒介体系的语境下，多元主体的参与如何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生产逻辑这一问题，从而在“实然”层面解释数字新闻对于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和影响具体是怎样表现的。这种回应，能帮助人们理解数字新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此外，传统新闻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整套职业规范和价值理念，　　　不应被简单抹杀。学者还需要在“应然”层面批判性地分析数字新闻带来的“信息茧房”和计算宣传等问题，并据此形成一套具有解释力的数字新闻伦理规范，以指导数字新闻实践。

　不能因为“传统新闻学”是“传统的”就认为它注定被淘汰。王辰瑶表示，学者应该理解“传统新闻学”概念、原理、规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对应的是什么传播条件下的新闻实践，然后才能细致地辨别出“传统新闻学”中哪些东西仍然适用，哪些东西需要调适和扬弃。当人们面临“数字化”语境的结构性变化时，就要细致考察传统新闻业提出的哪些工作方法、职业观念的发生条件已经变化，然后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讨论。人类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空前发展，实际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比较”研究契机。

　关注全球新闻创新和中国数字新闻实践

　在经典新闻学体系下，中国本土经验和本土理论是较为边缘化的。常江认为，数字新闻学的发展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积极参与甚至在一些领域引领全球前沿理论发展的一个巨大契机。一方面，数字化给全球新闻业带来的变化是一种质变，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新闻实践传统都遭到了“无差别”的破坏，而全世界所有人都面临着新的新闻生态以及这种生态下的经验模式和伦理困境。这意味着中国的数字新闻经验具有了更大的可比较性和可通约性，基于经验形成的理论也就具有了更大的互鉴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是全球数字化革命的重要引擎，中国的一些观念和经验在全球范围内走在前列。这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一个契机，因此中国学者应积极探讨如何利用这种实践的先发优势，探索拥有全球性解释力的理论。

　“数字化”是一次全球性的深刻变革，但不同国家的“数字化”有不同路径。在王辰瑶看来，新闻创新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又是一个高度语境化的问题。目前看来，我国的数字新闻实践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制度环境”。在中国，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打造全媒体生态系统、将媒体融合与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等，都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欧美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这种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数字媒体设计方案，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的数字新闻实践经验应该走到全球新闻创新舞台上，并与其他国家特色的数字新闻实践路径相互借鉴。作为数字社会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各国数字新闻业，应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各显特色”“取长补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靠且具有建设性的基于真实信息的交往基础。

　史安斌表示，对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而言，数字新闻学可谓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一方面，要为处在转型期的新闻业搭建起一套新的、能够为当前数字新闻实践提供解释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要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摆脱“欧美中心论”的影响，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提供广阔空间。